一直都说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但说实在的，袁世凯这个大总统当的也挺遭罪的，也就是图了个名而已，真的不如回老家做个富家翁来得实在。国家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的当家人，凭心而论，实属不易。被日本人逼着接受了那个“二十一条”，这中间透出老袁多少的无奈和悲凉啊！那么这个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又是些什么内容呢？结果又怎么样呢？
我们先来说说当时的历史背景。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因为主战场都在欧洲，所以又被称为“欧战”。袁世凯接到各国宣战公文，乃邀集黎元洪、徐世昌、梁士诒、孙宝琦等人商议应付方略，决定采取中立立场，于8月6日公布《局外中立条规》，12日各国承认中国中立。同时袁世凯以大总统名义电请美国政府转达参战各国，勿在中国领土上发生作战行为。当时在袁政府内，很多人也想趁此机会收回德国占据的青岛，更有人意识到日本的野心，担心日本会以向德宣战的名义出兵强占青岛。一日，袁世凯把梁士诒找去夜谈，问道：“欧战祸及远东，目前最急的事应从何处入手？”梁答道：“有两件急务，一是救济财政，二是提防日本人侵略。”袁世凯说：“愿闻其详。”
梁士诒说：“现在财政吃紧，国库空虚，欧战爆发后，外债无法再借，所以现在必须先打通财路，否则二三月后，军费、政费从何而出？因此，目前应从两点着手，一是以战争爆发，汇率起落且汇兑不便为借口，暂时停付各国赔款，所有关税、盐税一律提存于中国之银行。二是立即发行国债。这样，一二年内财政足可支用了。至于提防日本，则是我国最大的隐忧。近来曾分别与英使朱尔典、俄使库朋斯基、日使日置益、法使康悌会晤。朱尔典曾提醒我说，中国若不趁机收回青岛，恐有他人会去夺取。他指的自然就是日本了。我们应先下手为强，使日本无所措手，青岛如已夺获，日本便无词可借了。”
袁世凯说：“燕孙（梁士诒的号），你说的都对。只是我国既然宣布中立，忽然又出兵对付德国，这很说得过去。这样做了，就怕外交上会增加困难和纠纷，且恐更增加和日本的尖锐关系，所以我觉得此一着可行又不可行。”
梁说：“德奥两国以小敌大，结果很难幸胜，不如找个适当的时机对德断交宣战，俾将来在和议中可以取得有利的地位。”
梁士诒的担心很快就变成了事实。8月16日，日本驻华代办小幡公开警告中国，不得从德国人手中接受青岛，否则日本将视中国为自行破坏中立。英国公使朱尔典是袁世凯的好朋友，他劝袁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袁提出了三个条件：一、由协约国垫款整顿中国兵工厂，并请英法两国派专家帮助中国制造军火，提高质量，以应协约国之需；二、协约国未经中国同意，不得签订与中国有关的条约；三、上海租界不得包庇中国政治犯。前两项是想拉拢英法两国，借以对付日本，后一项是对付国民党的反袁活动。
这一提议虽然征得了英、法、俄三国的同意，却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日本甚至还进一步要求：凡有关中国问题，必须先于日本商量。这真是欺负人欺负到家了，所谓弱国无外交，就是这么残酷！日本认为欧战是它排斥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进而独霸远东的大好机会。它所顾忌的只有一个美国，因为这时美国还没有参战，而且在中国的问题上还是相对比较主持正义的。日本首相大隈曾致电美国，进行试探，强调日本没有侵占中国领土的野心。但电报发出没多久，日本就以向德国宣战为由，出动海陆军2万多人对中国进行大规模侵略。袁世凯一筹莫展，只好声明依照日俄战争时划出交点区域，让日德在中国的土地上打得不可开交，中国的老百姓饱受战争的苦难。11月7日，日军攻占青岛，德军人被俘。袁政府乃照会请日军自山东半岛撤退至胶州湾租借地，但日本政府完全不加理会，还在山东已占领的各县设立民政署，架设军用电线，驱逐青岛海关人员，完全把山东当成战利品。
也就在这一时期，日本外相加藤高明电召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回国商讨对华新策略，12月末，日置益返回北京，面见袁世凯，并向他当面递交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就是有名的“二十一条”。其具体分为五项，第一项包括四条，第二项包括七条，第三项包括二条，第四包括一条，第五项包括七条，共计二十一条。大致内容如下：
第一项、1.中国政府允诺，将原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转交日本。2.中国政府允诺凡山东省内及沿海岛屿，无论何种名目，都不得出让或者租与他国。3.中国允许日本建造由烟台或龙口连接胶济路线之铁路。4.中国政府允诺速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
第二项、1.两国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及南满洲、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延展至99年。2.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为建工商业用房或用于耕作，可得到所需土地的租借权或所有权。3.日本国臣民可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自由居住往来，并经营工商业。4.日本国臣民可以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取得各矿开采权。5.中国政府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允许他国人建造铁路，或为铁路向他国借款，以及将南满洲和东部内蒙古各项税课作抵押，向他国借款之时，须先经日本国政府同意方可办理。6.中国政府允诺，如中国政府需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政府商议。7.中国政府允将吉长铁路经营管理权委任于日本政府，期限99年。
每三项、1.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未经日本国政府同意，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属于该公司的一切权利产业。2.中国政府允诺，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的各矿及附近矿山，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
第四项、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概不出让或租与他国。
第五项、1.在中国政府内，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2.所有在中国医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3.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改良中国警察机关。4.由日本采办中国政府所需半数以上之军械，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并采办日本材料。5.允将连接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及南昌、杭州，南昌、潮州各路线铁路之建造权许与日本国。6.在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包括船厂），如需外国资本之时，先向日本国协议。7.允认日本国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
这简直就是彻头彻尾把中国当成日本的藩属国了，一个泱泱大国，竟毫无主权和尊严可言！袁世凯看了也是大为震动，急召陆徵祥、孙宝琦、曹汝霖和梁士诒商议对策。其实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全盘接受，二是通过谈判，讨价还价。当然还有第三条路，那就是直接拒绝。但是拒绝就意味着决裂，就意味着中日开战，这时的袁政府在武力上根本无法与日本对抗的，所以这第三条路等于是死路。
外交总长孙宝琦和次长曹汝霖认为当今问题只能接受日本的条件，但梁士诒表示反对，他说：“不谈就接受，在外交上还没有先例。我们必须和日方谈判，能谈到什么地步，也算是尽了心，否则如何向国人和历史交代？”陆徵祥赞成梁士诒的意见。袁世凯最后决定，与日本人谈判。于是孙宝琦辞去外交总长一职，由陆徵祥接任。陆徵祥知道这是个苦差事，不愿接手，但耐不住袁世凯的坚持，只好接受了。
年2月2日下午3时，中日双方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开第一次会议，中国出席人员为外交总长陆徵祥、外交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日方出席的是公使日置益、参赞小幡酉吉、书记官高尾亨。日本当时想速谈速了，怕夜长梦多，受到国际干扰；而中国方面则希望能拖则拖，冀求在会外寻求转机。一直到4月17日，中日两国共开会25次，仍无结果。在谈判期间，日本动辄以武力相威胁，还采取各式各样的卑鄙无耻的手段，如收买各国记者、散布谣言等。
这中间，中国方面提出修正案，每一、二、三项修正，第四项接受，第五项7条断难接受。而日方则态度强硬，必让中国全部接受，不让半步。袁世凯的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友博士受袁的委派，赴日在日本元老重臣间奔走游说，希望能给袁世凯带来些许转机。4月26日，日方提出最后的修正案，同时在山东、奉天增兵，在渤海沿岸派军舰游弋，关东宣布戒严，日侨准备撤退，空气顿时紧张万分。中方在此紧要关头，于5月1日提出一项最后修正案，静待日方答复。
5月7日下午3时，日本突然向袁政府提出哀的美敦书，限袁政府于5月9日午后6时前，对日本所提的修正案作出满意的答复。这个最后通牒要求袁政府对于第一、二、三、四项所列14条、第五项关于福建省的第6条，共15条全部接受，其余6条可日后再议，否则“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
袁世凯忙召集各政界领袖会议，除陆军总长段祺瑞外，其余人等均主张和平。8日中午，英国公使朱尔典匆匆忙忙赶到外交部，找到陆徵祥说：“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我到中国四十年，与袁大总统有三十年的交情，今天不能不赶来说几句真挚的话。日本这次的最后通牒，只能回答是与否，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现在欧洲各国正在忙于战争，无暇东顾，中国除接受日本条件外，另无自全之道，请贵总长把我这意见转达于袁大总统。”
同日，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也劝告袁政府，应该避免与日本冲突。袁世凯最后于当天晚上8时在纯一斋举行的会议上，发表了一篇声泪俱下的演讲，宣布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
5月25日，袁政府与日本正式签订了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后，袁世凯通电各省军政长官：“日本既有让步，无损中国主权，故决定由外交部即日答复。此案已结，中外敦睦，希饬属晓谕通知。”当然，这是对外界打肿脸充胖子并安抚天下人心的举动，同时，他又亲写了两道密谕，告诫各省文武长官，不要忘记5月9日这个奇耻大辱的日子。袁又授意丁佛言撰写《中日交涉失败史》一书，印了五万册，秘密寄存在山东模范监狱中，他咬着牙恨恨地说：“这一次我们吃了一个大亏，将来有一天我们翻了身，这部书就可以公开发行了。”
另外，值的一提的是，在中日谈判期间，国民党内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以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为代表，主张暂时停止反袁，俾袁可以专心对日；另一种是孙中山为代表，反对这种缓进的主张，他说：“袁世凯蓄意媚日卖国，非除之决不能保卫国权，吾党宜继续革命，即如清季之以革命止瓜分。”
结语：我作此文，决无为袁氏开脱之意，只是还原史实而已。袁身为一国之元首，自不甘遗臭于万年，怎奈国弱如斯，又能如何？想百年前中国贫弱，受列强欺凌，乃是前清腐朽所致，终非李鸿章、袁世凯辈所能改变的。但这“二十一条”的签订，却在客观上为年那场伟大的“五四运动”埋下一根导火索，成为将来治愈中国、让中国走向富强的药引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