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原创作品，作者为“张瑞水下看世界”创作团队瓷器专家——Ch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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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我为大家重点介绍了9-10世纪大唐帝国安史之乱后，中国对外海上贸易的主力产品长沙窑瓷器，代表性沉船为年印度尼西亚渔民在苏门答腊岛以东的邦加岛（BangkaIsland）和勿里洞岛（BelitungIsland）之间海域的“黑石号”沉船。
今天，我们接着文章往下讲，重点介绍大唐晚期另外几大类出口主力产品：越窑瓷器和巩义窑、邢窑等北方瓷器，以及广东窑场产品。
首先，我们讲第二部分：越窑瓷器
长沙窑的兴起，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彩瓷时代，也冲击了唐代“南青北白”的制瓷格局，架构起青、白、彩瓷三足鼎立之势。“南青北白”中的“南青”就是指浙江越窑生产的青釉瓷器，“北白”是指河北邢窑生产的白釉瓷器，二者也是9-10世纪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明珠”，这两颗明珠的闪光点相比于长沙窑瓷器更多更璀璨。先说说越窑青瓷。
越窑是中国古代著名的青瓷窑口，发端于宁绍平原，自东汉时期就开始烧造成熟的青瓷，产品质量较高。史料文献、诗文、文人笔记等等常有提及越窑青瓷，多数是歌咏唐代越窑青瓷之美，唐人陆羽《茶经》中提到“越窑类玉”，唐代诗人陆龟蒙赋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干峰翠色来”。可见，越窑青瓷的釉色和釉面备受世人赞誉。目前所发现的唐代越窑窑址有上林湖荷花芯、后司岙，白洋湖石马弄，古银锭湖寺龙口窑址等，青瓷产量很大，其中还有“贡瓷”性质的产品出现，如荷花芯窑址发现了“盈”字款残片，后司岙窑址出土了与法门寺地宫器型一致的青瓷产品。
这样精美的青瓷产品也同样被海外市场所垂涎，9-10世纪的沉船遗址中屡有出现，前文所提及的“黑石号”沉船就有多件越窑青瓷，虽然并非沉船上中国陶瓷的主流，但与国内窑址生产的器型、风格相同。如果说越窑在沉没于9世纪的“黑石号”沉船还不占据优势，那么稍晚的10世纪，也就是相当于我国的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越窑青瓷则迎来了它的外销高峰。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沉没于印尼爪哇井里汶岛海域的“井里汶”号沉船。
3年，印度尼西亚一位渔民提供了井里汶沉船的器物样品，打捞公司确认了样品年代为10世纪，评估过商业价值后于同年8月7日向印尼政府提交打捞证申请。几经周折，不间断的海底作业一直进行了两年的时间，5年10月才圆满完成，打捞过程合法并严格按照水下考古规范对这条沉船进行了发掘。“井里汶”沉船位于印尼爪哇井里汶岛外海海里的海域，离水面有60米之深。这使得打捞工作困难重重，打捞公司雇佣了大批当地潜水员慢慢寻索，深海水压高，每个潜水员只能在海底呆上十分钟，就得上到海的中层换气，打捞工作进展缓慢。经历了几年与海浪的搏斗，沉船出水遗物数达到49万余件，中国瓷器占了75%，其中除了少量白瓷器以外，绝大部分是越窑青瓷器，数量在30万件以上，是越窑青瓷有史以来出水数量最多的一次。
无论是“黑石号”还是“井里汶”沉船出水的越窑青瓷都展现了与国内产品的一致性，器型以碗、盘、盖盒、执壶、香炉等为主，造型及装饰工艺、纹饰题材等等均可在国内找到相似的出土物或者传世藏品，体现了中国传统青瓷的风格。由此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断，越窑青瓷与长沙窑彩绘瓷器有着不同的性质，长沙窑瓷器为外销应运而生，产品多为适应其他文化需求，因此产生了不同于华夏文化审美趋势而带有异域风情的彩绘瓷器，而越窑青瓷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将这种文化信号向海外传播，展现了大国的文化自信。
当然，“井里汶”沉船也出水了一些较为特殊且引人